包惠僧：我党一大代表，脱党后在国民党那边工作，1949年回大陆
1921年，我党在上海召开“一大”。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，一共十三个人。而这十三个代表里面，有的在革命年代牺牲了，还有的选择了不归路。总之，道路各自不同。其中有个叫包惠僧的一大代表，可谓经历曲折。
他的一生可以这样概括：我党一大代表，脱党后在国民党那边工作，1949年回大陆。
1、一大代表包惠僧，生于1894年的湖北。包惠僧在22岁的时候毕业于湖北师范——其实在近代，全世界很多落后国家为了革新，都创办了近代化的师范院校、军事院校。毕竟，军事和教育对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因此那个年代很多普通家庭出身的都愿意读师范，毕竟就业容易，而且对社会有意义。
包惠僧毕业后没多久，又到北京求学，并在1919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。
在五四运动之前，俄国爆发红色革命。俄国作为一个刚结束农奴制没几天的落后国家，最终实现了红色革命的胜利，并且还打退了列强的干涉。这对于当时中国的进步人士来说，无疑这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事情。所以当时中国的很多进步青年纷纷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。包惠僧也在1920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些红色属性的组织——那个时候，多数进步人士虽然也知道革命救国，但是革命需要个路线。而苏俄的路线，无疑刷新了人们的认知。
我党虽然正式成立于1921年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红色属性的组织。这些红色属性的组织经过整合，最终形成了我党。
1921年，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托，参加了一大，就这样，包惠僧成为了一大代表。
之后几年时间里，包惠僧一直跟着组织从事各种运动。
2、包惠僧的工作经历1924年，国民党和我党达成合作协议。按照要求，我党成员需要以个人身份集体参加国民党。包惠僧也不例外，并且包惠僧还一度到国民党中央单位工作。
不过，这段日子，包惠僧其实感觉别扭。原因无他：那就是国民党的形成比较特殊。因为国民党在产生过程中，吸收了不少政客和帮会大佬参加。而且，孙先生虽然是国民党的领导，但是即便他在世的时候，国民党内也有反对他联合我党的主张——其实我一直有个看法，那就是因为国民党成分太复杂，最终导致自身演化成乌合之众，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。
因为成分复杂，所以，国民党对于联合我党的争论也是很大。比如有的人就仇视我党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就很不爽我党成员。所以这期间包惠僧的工作压力很大。不过即便这样，包惠僧还是尽自己的努力完善了自己的工作。
孙先生在世的时候，两党合作还能勉强维持。但是随着孙先生过世，国民党内部尚且内斗不断，更别说和我党的关系了。所以孙先生去世后，国民党当权派对我党成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：拉拢、恐吓甚至其他极端手段都有。当时老蒋派人联系包惠僧，表示只要包惠僧愿意退出红党，那好处肯定少不了包惠僧的。当然，包惠僧表示自己参与革命并非为了好处，所以不为所动。
转眼到了1927年，两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尖锐。当时宁汉对峙：国民党分裂成南京中央和武汉中央两部分。当时武汉中央表示还愿意继续和我党合作。而武汉中央旗下有个军官，叫夏斗寅。这个夏斗寅当时受到老蒋的收买，打算跟着老蒋混。包惠僧因为做夏斗寅的工作出现失误，所以被我党做出处分决定。这让包惠僧很沮丧。之后没多久，武汉中央也宣布对我党进行清洗。
我党也在随后发起南昌起义。
而这一系列的打击，也影响到了包惠僧：包惠僧认为国民党掌握大量军队，而红党的武装力量很薄弱——尤其是广州起义的失败等因素，以及老蒋和汪精卫的杀戮，也让包惠僧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心理。同时，自己又遭到了处分。这些负面因素综合起来，所以包惠僧对革命的前途看不到希望。
其实心理学视角来看，这种负面情绪，对人做事业影响很大，甚至会让人意志消沉一辈子。所以很多人受不了精神打击，这一点需要正视。
其实我在一篇关于为什么杨靖宇身边总是有叛徒的文章里说过，其实对于做事业的人来说，自己最担心、最忐忑的并不是困难，而是看不到希望。
包惠僧经得住国民党的诱惑，但是却无法战胜沮丧和悲观心理。所以之后包惠僧借故脱离了组织——毕竟，那时候不少人认为，按照苏俄的经验来看，中国的农村建立红色根据地，是没有理论依据的，更没成功例子。所以当时不少人对我党前途不看好。
3、包惠僧回归脱离我党之后，包惠僧在社会上漂泊几年。在1931年的时候，包惠僧在国民党那边谋了个混饭吃的职务。当然老蒋此时知道包惠僧脱离了我党，但是考虑到包惠僧的特殊地位，以及打造自己“仁厚”的形象，所以倒也不介意给包惠僧发工资——毕竟，花点小钱，既能瓦解我党的人心，又能显摆自己的的形象，老蒋赚大了。
当时包惠僧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中将，看起来军衔很高，算是高级将领，但其实一丁点实权都没有。
之后的岁月，包惠僧一直在国民党那边混日子。解放战争后期，包惠僧眼看国民党即将崩溃，于是带着全家搬到澳门。
1949年10月1日，包惠僧在澳门通过媒体了解到新中国成立，不禁想起二十八年前，自己参加一大时候的光景。包惠僧百感交集：如果自己一直坚持，也许，现在情况大不一样。
自己是信仰红色思想的。这一点始终没变。但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勇士：因为在绝望面前，包惠僧选择脱党。
所以包惠僧思前想后，决定看看现在北京方面对他的看法。于是包惠僧写信给周ZL，表示自己想回内地谋生——因为包惠僧不确定我党对他的态度。包惠僧并表示自己这些年虽然在国民党那边工作，但主要还是混口饭吃，并没干出卖党的事情。当然，周公毕竟是搞情报的出身，也清楚包惠僧所言非虚。所以周公回信给包惠僧，表示欢迎包惠僧返回大陆——其实我党也理解脱离队伍但没有出卖组织的人。毕竟，只要没干出主动伤害组织的人，就可以视为可以教育、争取的对象。叛徒和动摇分子，还是不一样的。
其实东北抗联的一些脱逃分子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也是有点待遇的：前提是不能当叛徒。
包惠僧返回内地以后，就之前的软弱性进行了反思。之后包惠僧被安排了一个研究员的职务。1979年，包惠僧去世。
4、结语其实包惠僧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在国共合作时期，有时候包惠僧经常遇到一些相对棘手的工作。但是包惠僧也能胜任并解决问题。并且，包惠僧也能经得起诱惑。但唯独在绝望中，他没能做到坚持。
这也说明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多数人最终泯然众人。因为人在创业中少不得需要面对挫折和困难。而分野就在于，有人能战胜挫折和困难，但有的人不能。
所以，最难得的，就是在绝望中，依旧坚持斗争。
这种勇气，大部分人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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